太陽報民調

星期天早上來了個太陽報電話，向我作一個關於政發(對！不是政改)的民意調查。這麼可愛的早晨卻來了這麼可惡的電話，且看你太陽報是如何做民調吧！

但是，我做不到三條題目便被中止了，原因是我的答案不合其心水。因為當我第三條題目的答案是「沒意見」時(事實是他的答案沒有我心目中的)，他竟說我錯按號碼，如是者三次，我都按上四字「沒意見」，他便說我在一題內錯按三次，故終止了我的調查。

從來，我們做問卷調查時的答案只有「是」或「非」、「會」或「不會」，完全不會有預設原因，因為每個人答「是」均基於不同的考慮因素或次序，所以的問卷中不會有如此答案：「民主派，因為他們的要求不切實際。」這是問及如果政發草案被否決，誰的責任最大的其中一個答案。

對，我可能覺得責任是民主派，但原因卻是他們爭普選不夠落力也行，總之千萬種原因可選民主派，但不一定是「因為他們的要求不切實際」。

可是，當我們選了民主派的時候，我們便「搭單」選了「因為他們的要求不切實際」。由是，民意便被塑造，民意便被扭曲。當我們在報章上看到民調結果時，便會信以為真，以為這百份比的人全都覺得責任在民主派，「因為他們的要求不切實際」。

Said在其重要著作《東方主義》中提到，當媒體重述(re-present)一件事時，不論它是真是假，是迷思還是其他，當中的思想定必再一次被加強(reinforce)，所以看了太陽報的讀者，可能會以為太陽從西邊升起。

感嘆號

都叫左你唔好咁泛道德主義呢個世界冇對與錯道德呢d野只有愛果個多d同唔夠呢個咁愛做野完全唔洗理人感受自己開心未得囉好似我而家咁係咁寫係咁寫不斷咁寫唔加逗號句號唔隔行完全唔洗理人幾free呀你睇下丫你個朋友又係咁你前度又係咁做乜要憎人丫人地冇錯架喎人地隨自己心意而行冇錯架喎憎丫拿憎丫拿而家果個係你堂家姐我睇下你憎唔憎得落！

在夜宴上高呼可恥過後

十月二十一日，香港城市大學舉行二十一周年校慶晚會。在晚會開始後約四十分鐘，五名分別城市大學的學生和校友，持「還我羅馬廣場，還我山邊小徑」橫額及揚聲器向校董胡應湘請願。他們除高叫口號和表達其請願目的外，並要求胡應湘接收請願信，希望胡可與他們對話，商討改建羅馬廣場為課室一事。胡應湘除面露不悅外，更拒絕接收請願信，最後更走到台上，中止了台上的遊戲節目，拿取揚聲器直斥其可恥，且四度質問：「你是否城大學生？」台下的請願同學聞之反駁：「拒絕對話才是可恥！」胡下台後，護衛員奪去請願學生的揚聲器並嘗試帶走他們。最後他們答應遠離晚會，到教學樓內表達其訴求。





據了解，他們曾嘗試接觸副校長，但其答案和校方以民主牆形式回應一樣，沒有答應暫緩羅馬廣場的工程以進行全校諮詢。

一位同學表示，他們其實不想在如此場合請願，惟學校沒有知會同學改建羅馬廣場，且對反對聲音視而不見，遂只好當面向校董反應意見。學校應該有責任把改建告訴學生，但由八月開始工程至今，同學連一封電郵知會也接收不到。他們如做足準備的話，是應該向同學諮詢，這是培養學生對學校歸屬感的機會，「而唔係捐廿蚊就有歸屬感」。

其中修讀三年級的伍同學表示，最為不滿的，是胡應湘表示若羅馬廣場停止改建，最後學生擠滿城大，其責任是那些持異議的人士上，伍同學認為，作為一位校董，一位長者，如此說法，是極為「可恥」的。

伍同學也同意，保護樹林不是「大哂」，也明白城大擠擁的情況，惟他們只希望改建羅馬廣場一事可作全校諮詢，深入討論羅馬廣場甚至山邊小徑的價值。他更謂，在發展和保育之間，應該考慮其他社區的文化和需要，因為山邊小徑是南山村的長者每天晨運之地，作為一間接受社會資助的大學，城大不只是屬於校董或老師和學生的私有財產，大學是屬於公眾的，故好應該回饋社會。

「沒錯，這是城大的校慶，城大的生日，但當我們高高興興的品嚐佳餚時，隔鄰的貧苦大眾，他們連每朝早晨時可在一處空氣清新的地方晨運也沒有。只因他們不是大學生，不是有權有勢的人，沒有言論空間表達其意願。我只能以一句總結：『城大紅門酒肉臭，山邊路有枉死樹』。」

一位91年畢業的謝校友表示，只要修讀過基礎城市規劃的人也會知道，當有改變原有土地用途的計劃時，定必要諮詢當地居民，但現在無論香港政府還是私人財團都缺乏如此工作。這次城大事件，明顯地表現出，當改變原有土地用途時，絕不需要知會當地居民，亦不理會其喜歡與否。「我希望校方可打開溝通之門，而且城大學生也多些了解和參與這件事。」

他並稱，讀書時已有許多人說城大猶如一個商場，留不了人，只有一個又一個的課室讓同學上課，下課後便離開學校，沒有顧及同學在這裡進行其他活動。其實羅馬廣場正是良好的地區，令社區文化得以發展。如果城大最後只有室內的地方，這是相比起其他大學一個最封閉和最差的設計。

另一位校友接著道，許多已畢業的同學，當知悉羅馬廣場被拆的消息後，均感到惋惜，因為他們以前皆會到羅馬廣場拍攝畢業相。羅馬廣場是城大的地標，拆掉它有如清洗了人們對城大的記憶，當提起城大時，人們便想不起什麼來代表城大。

當被問及接下來會有什麼行動時，校友謝先生道：「我想這樣吧，我們已make了noise，引起大家注意，我不希望我們再有行動，希望校方真的作一個全面的諮詢。如真的要行動的話，應該問問在這裡讀書的同學，到底想不想有行動，如果大家都不當這是一回事，只有我們這幾個人的話，我想我們沒有什麼行動了。」



請願人士先在夜宴台前請願。



及後到教學樓內表達訴求。



請願人士撕毀的請願信。

由，當，不知道

由每星期行山一次，到大小便均須要幫忙。

由每天上班，到只能臥病在床。

由人生第一份職業，在那裡結識了丈夫，生兒育女，兒子更曾在該校就讀，丈夫更在那裡離開世界，到現在她因病辭去這份工作。

當，到醫院成了我每星期的習慣。

當肺結核菌，走到手背、走到不能想像的地方。

當她的頭髮不斷，不斷的落在毛巾、落在那盆水上。

當她的記憶力開始衰退，連自己吃藥的能力也慢慢失去，她只能咬牙切齒的痛罵自己的不滯。

當對面的病人不斷的傳出呻吟聲。

「今晚唔洗訓。」一名同房喊著。

當，鄰床的親友為其祈禱和唱聖詩，他們均心情凝重，他們的氣氛令我聯想祖母離開我們那天。

「求主賜她堅忍和勇氣，使她能面對這場戰爭；求主賜他勇敢，使他面對妻子的病況亦毫不害怕……」

「很感動。」聲音沙咀的伯娘，吃力的吃著晚餐時道。

「都唔知點解，朝早仲好好地既，都唔知點解會腦膜炎！」鄰床的一位親友嗚咽著。

你不知道，當伯娘不斷的呻吟時，我應如何反應；你不知道，當她日漸消瘦及至日常生活均須要別人照顧時，你有什麼可以幫忙；你不知道，她的女兒隔天下班後從元朗到聯合醫院替她洗澡、刷牙、大小便等等，且拖著半死不死的身子回家時的苦況；你不知道，日復日年復年的在這猶如囚牢之中，加上病痛的煎熬，神智還有多分清醒；你不知道，到底這已歷時一年的戰爭還要折騰她多久；你更不知道，她的痛苦。

我什麼都不知道。

香港，有一個有前景的政黨？

坐上巴士，經過地鐵，定會看到民建聯的宣傳廣告，分別邀請許多商界人士呼籲加入該黨。到底加入該黨有何好處？從中得利？還是其他？其口號「一個有前景的政黨」，可真是個迷思。

如果想加入該黨，從而投身政界，做區議員甚至立法會議員的話，恐怕沒有什麼「前境」可言。

當一個區議員其實不難，幾間樓房已算是一個選區，元朗的朗屏村竟被分拆成兩個選區，一個南一個北，所以想當議員的只需要討好這小小的社區便行，攪攪盆菜宴，辦辦深圳荔枝團及十蚊香港一日遊(不好意思，朗屏村北的選民恐怕不能如朗屏南的選民般受惠了)，閒時可替選民維修水電，間中拉橫額爭取興建公園、延長行人綠燈時間便可，以上這些只要水喉充足，不管有沒有政黨背景，也沒多大問題。

當上了區議員後，下一步便是當立法會議員了。立法會的選區是區議會選區的幾何級數，以新界西為例，除了屯門、元朗、青衣外，整個大嶼山甚至離島區均是新界西的選區。所以一位朗屏區議員，習慣處理的群眾一下子以幾何級數倍增，教人難以應付，而且其知名度在其他地區不高，其他地區的選民亦不會選舉他，最後，這位議員很可能只有朗屏居民的選票，當選？當然mission impossible。

沒錯，許多區議員均有競選立法會的經驗，例如當了元朗區區議員十多年的黃偉賢，他曾經當過立法會議員，但那已是九五年至九七年這段全民直選的時期了(當時民主派拿了三十一席)！他參選過多屆的立會選舉，屢戰屢敗，在二零零四終於不再參選，改由較年輕但亦已是中年人士的張賢登參選，結果敗給有鄉村勢力支持的張學明手上。由魄力十足做到現在白首的黃偉賢曾表示，區議會的論政水平很低，竟然有人曾動議不准他發言，這可真是個笑話。

另一位曾參選立會的，尚有民建聯的陳克勤，他是沙田區議員，畢業於中文大學，主修的是政治，他可算是香港現今少數讀政治而從政的人。他曾在二零零四年立法會選舉新界東選區當中，名列於以劉江華為首的名單當中，位列七人之末。可見，縱有政治學識，縱有機會參選立會，亦只是此等政治明星的樁腳，更不幸的猶如陶君行等，在九龍東幹了地區事務多年，卻被空降的明星梁家傑鄭經翰等人擠下去。

更悲涼的境況是，由於水喉不足，許多區議員甚至立法會議員只好「報大數」來拉上補下，最後換來被扣上手銬之徒，境況堪憐。香港沒有政黨法，沒有法例保障政黨，政黨只能以公司形式經營，政黨在香港已有近二十年歷史，卻沒有得到法律保障，政府到底有多重視政黨？可想而知。

好了，即使有幸當上立法會議員，對不起，這是你事業的極限。沒錯，因為你不可以當推銷員，繼後當政務官，甚至當上特首，因為，公務員必須要政治中立(即使年多前竟然有公務員在報章發表有關政改文章而安然無恙)。而且，立法會尚有一半為功能組別議席，即你不能只以政黨黨員身份參選，而是須要從事有關行業始能參選。這就衍生了業餘政治的問題了，因為他們只能兼職當議員。你可能說，他們可為業界出頭，在議會發聲，可是，由於投票制度的不倫不類，恐怕事與願違。

黃宜宏便是一個好例子，大家對他的認識恐怕只是零三年七月九日在電視機前的那條「中指」。他是由商會以一會一票制的形式選出(但例如教育界卻以一人一票制)，導致他是零四年選舉中，唯一一名沒有政綱，且沒有競爭而自動當選的議員，比那推銷員缺席所有民辦特首選舉論壇更目中無人。

說到這裡，如果尚有人想在香港從政的話，可參考以下建議：
1.當商人，君不見我們的前特首和唐英年等人均是商界出身，而最近曾特首所委任的行政會議成員大多為商業集團主席。可見當個成功的商人，便自然可以投身政界，這是從前由殖民地起至今的傳統，所謂政壇老手的李鵬飛從前都是個商人。
2.當醫生，李國章醫生竟成為教育統籌局局長，何志平這個眼科醫生，不知為何，竟可以管理文化、康樂、體育和演藝等等事務。
3.當政務官，甚至，推銷員也行，原因，我想不用說明了吧。

當畫筆遇上結他---訪問林祥焜

他當過漫畫主筆，及後卻甘於當漫畫助理，其後更當過插畫師、設計師，現在是音樂人，開設音樂制作公司。林祥焜(長棍)，遊走於漫畫格子、五線譜多年後，告訴你一回事：「我覺得在香港當漫畫家很丟臉！」

入行經過

長棍自小便深受漫畫薰陶，《IQ博士》是他的最愛，更把從前《明報周刊》內的《牛仔》自行釘裝珍藏。至初中時期，朱祖怡和岡口壽史作品令長棍對漫畫有更深體會，對他後來的作品風格有決定性影響。令其漫畫有著潮流觸覺，剛完成作品《果醬》充滿青春男女本色，衣著前衛，成為年輕人的潮流指標。

「投稿，不斷的投稿。」長棍娓娓道出自己如何入行。「剛開始時便當上主筆，畫商業漫畫，後來因為收入不穩便轉為助理。」這一點，長棍可算是比較幸運，在一些採用師徒制的機構，可能要用上十年甚至二十年才能獨當一面。然而，在香港畫漫畫難以糊口及缺乏晉升機會卻是事實，長棍遂參與插畫、設計等創作工作，幾個月前更為「人神鬥」音樂會創作漫畫。

「你寫我是個創作人會比較好一點。」他在訪問開首時澄清。

漫畫業現況

熟悉漫畫的人，也許會聽過「同人誌」這名字。「同人誌」又稱自主創作刊物，在日本非常流行，「同人誌」的全國展銷會規模比香港書展還要龐大多倍。許多著名的漫畫家如柴門文和高橋留美子等，均由同人誌出身。

「我最憎香港的同人誌。」曾參與同人誌的長棍不留情面地說。「香港許多文化也患了衰老症，同人誌在其他地方是一種文化，可牟利的，但在香港參與同人誌的人卻毫不團結，愛鬥嘴，愛爭威，他們其實很型、很捧、很威，但人不成熟便是他們的致命傷，香港Indie Band(獨立樂隊)圈中也是如此。」此外，長棍指出他們亦抗拒把自己的興趣成為職業，不肯付出更多時間精神來發展，水準只會停滯不前。他認為，覺得自己有實力的話，那怕受娛樂圈洗禮，與他人作商業性競爭。

「如果有一天，我們高潮樂隊可參與《獎門人》，是一件很過癮而絕不難受的事。」

許多人也許會問：許多日本漫畫每星期也能出稿，為何港產漫畫卻要花上每月、甚至每年才能出稿？以長棍的《果醬》為例，由第一回面世至第五期相隔近八年，到底日本和香港在漫畫制作上有甚麼分別？

長棍認為，日本有完善的制度可供主筆專心創作。「在那裡，一個編輯跟一個漫畫家，他們會協助漫畫家如作資料搜集等工作，盡量協助，致令稿件盡時完成。」可是香港主筆卻要自己搜集資料，因為許多漫畫公司均忽視其重要性。例如長棍編繪《果醬》期間與編劇和助理等人自費到深圳作資料搜集，長棍的錢包更遭賊人偷去，花了整天的時間，錢包才能失而復得，卻得不到公司的體諒，更遭編輯責難浪費時間和拖稿。「這完全是Sense的問題。」長棍補充。

漫畫業前景

對有志投身漫畫家行列的人，長棍直截了當的說：「不要當。」全因漫畫家在香港不受尊重，而且無論是漫畫題材還是漫畫家們本身，均喊打喊殺的情況下，令香港漫畫業蒙羞。

畢竟，在香港推廣漫畫，需要大量金錢及良好的傳銷手法，他寄望下年由藝術中心舉辦的「漫畫年」可以幫助業界，讓人們知道，香港尚有漫畫家的。

踏進香港樂壇

「對於漫畫，我有心無力。」然而，長棍卻有志繼續走音樂路。

長棍現時開設的公司，替歌手或樂隊等創作音樂，以他們樂隊現有的資源，令他們發揮所長，好讓他們接受娛樂圈洗禮，唯一條件就是要他們清楚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因為香港年青人，不會理解自己內心在想什麼，他們更不理會一件T恤裡文字的意思，更不會了解其精神，他們只會盲目追求名牌，或依款式而定，這就是香港文化。我這麼多年遊走兩岸三地，香港資訊最發達，卻最沒有文化，這是很可悲的事。如果我生於別的地方的話，我早就發達了！」

在香港推廣非主流音樂，長棍表示其遊戲規則就是要偶像化，如高潮樂隊成為明星後，人們便會認識朋克音樂(PUNK)，甚至回看他的設計、漫畫，好等他們的眼界擴闊，讓他們慢慢的成長，甚至傳承至下一代，這樣，香港的文化才會改變。

「這些東西，家駒幹得最好，我從前錯怪了他。」年青時長棍與其他憤青一樣，覺得Beyong背棄了理想，變得商業化，後來才明白，正因為他走進主流，最後能令香港人懂一點搖滾樂，從而培養了一班聽搖滾樂的人，改變了香港文化。所以，長棍很尊敬家駒。

這就是長棍非常欣賞的回饋社會精神，他認為，有財力的人更應回饋社會，讓人知道你仍有理想，不只懂賺錢。反觀漫畫界一些宗師，沒有提攜後晉之餘還帶有鄙視目光看他們，長棍對此嗤之以鼻：「他們竟在訪問中大罵後晉懶惰沒捱苦，自己卻沒有提攜他們，難道他想所有後晉都要像他一樣捱苦？」

未來動向

「我現在最想畫的是成人漫畫，要完全色情，有劇情，有fantasy，有美感，這可以是藝術，是創意，這就是樂而不淫。」長棍認為，這是一種專業，一如邱瑞新的《火武耀揚》能畫出旺角、黑社會的文化，是值得尊重的。

成功與好的漫畫家

如何成為成功的漫畫家？「黃玉郎馬榮成那些便是超級成功，世界就是這麼矛盾，所有東西均以金錢作量度單位。」而當一個好的漫畫家，長棍拋下兩句：「有風格，有堅持。」

是次訪問當中，長棍提及到他對一些人由敵人變為朋友；黃家駒更是由憎惡轉為敬重；看到他的作品能把漫畫與音樂及潮流結合；看到他創作無界，真的猶如他的作品《超人先生》中，超人飛入百姓家一般，天大地大，世界甚麼事也可以發生。

今世唔修

西班牙導演艾慕杜華八四年電影《前世唔修》裡有一幕祖母和孫兒的對話：十來歲的孫子分辨不到作業內畫家的派別，祖母卻能徐疾有致地道出。我這個香港人看在眼裡，不明所以。若導演刻意要祖母把名字和派別穿鑿附會以逗觀眾大笑，香港觀眾恐怕有了免疫力，只因我們不懂他們的名字和派別。

為什麼？那是我們教育制度問題。

記得從小學勞作堂，到中學的「呃錢」(ARTS)堂所教授的範圍，不是教授手作業，便是教授繪畫方式。這些就是藝術(ARTS)的全部？除了處理「如何幹」的問題，其實最重要的，是處理「如何看」的問題。

然而，這部分永遠在教育制度中缺席。

幾乎所有學校的宗旨均標榜五育，美是其中一項。藝術課堂只少可培育學生對藝術的興趣，甚至培養他們對藝術品的鑑賞能力；音樂課可播放歌劇和音樂劇，令他們有能力分辨當中別和的增加對戲劇的興趣；歷史課可作一些專題探討畫家和音樂家甚至劇作家的歷史，藉以提升他們的審美眼光，培育藝術修養，教導他們可謂美(雖然美很主觀，但現今的香港流行曲絕不會是美！)，推動其主動找尋這些課題的資料，進而學會如何改進自己的作品。可惜香港學生只懂不加思索和達文西密碼。難怪美，放在五育之末。

曾經有一位朋友，她會考考取了十二分，藝術科拿了甲等成績，惟不能在原校升讀中六。她本想到其他學校找尋中六學位，但其他學校不承認其會考藝術科的成績，把她的成績看待成八分，使其只好選擇重讀中五。後來，她發現，大部分中六沒有開設藝術科的學校，均不會承認同學會考藝術科的成績；但它們卻不會因中六沒有開設中國文學科，而不承認其會考文學科成績。所以，縱使你擁有藝術天份，香港這個功利社會，仍是會邊緣化、甚至不承認你。

從兒時開始，每當我們興高采烈地把自己的志願告訴父母，他們只有兩種答案：「哪有飯食？」和「好呀！可以賺很多錢！」當藝術被邊緣化成為賺不到錢的渠道，家長便會不會鼓勵甚至設法阻撓其子女幹這方面的工作，而只視作子女每星期陶冶性情甚或是炫耀其才能的工具。

因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招標，三大財團紛紛忽然地踴躍贊助藝術活動。令我們可再一次接近陳寶珠和畢加索。然而，我們當中多少人可知道除了陳寶珠，還有哪些演員；又有多少人知道畢加索是甚麼派別的畫家？

若你在Roadshow裡看不到寶珠姐，換來劉守正和陳永泉，編劇是潘惠森或一休而沒有杜國威，演出的劇目不是重演的《劍雪浮生》，換上了新劇作；如果展出的，不是畢加索，而是高更，買票進場的人數真的會這麼多嗎？可見，財團只是繼續讓香港人「追星」，而不是在推動藝術發展。

色彩絢麗斑斕的片頭和片尾，是艾慕杜華影片的一大特色。不少觀眾留下來觀賞片尾至放映完畢。除了是欣賞其特色外，還是對電影從業員的基本尊重，惟香港戲院總是欠缺的這種場面。如這場面在香港繼續罕見下去，那麼即使西九真的建成了，它將會只是一處住宅區，而不是藝術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