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六個城市的十五條街道》正是在下這陣子的成果，我在這裡當項目統籌，已經開始宣傳，預計九月初出版，希望大家支持支持。
ps.因為在黃山太大魚大肉，肥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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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2006年8月7日「世紀版」]
文﹕陳冠中
一
我年輕時候對城市的想法，現在看來都該受點批評。
1. 我渴望開私家車，在街道上奔馳。
2. 我認為理想的住家是個獨戶獨幢的洋房，前後環草地泊兩輛私家車，每個小孩有自己臥室，家中有超大廚房和多個衛浴間。
3. 自從新的海運大廈（現海港城的一部分）在1966年開業後，我心目中理想的購物是在有空調的大型室內商場進行的。
4. 如果你問我，未來的城市是什麼模樣，我會以香港中環1973年建成的52層摩天樓康樂大廈（現名怡和大廈）做榜樣 ——讓整個城市都變新，建築物都變高變大，變成康樂大廈吧。
5. 我以名勝、奇觀、度假、購物、娛樂和摩登性來想像別的城市，也以同樣角度來理解香港。
我相信我不是唯一有這5個想法的香港人。到了今天，碰到別人有這類想法，我很能代入他們的心態，並對他們的欲求有理解，只是想跟他們說凡事必需有節制。我覺得恐怖的是政府官員、民意代表甚至城市規劃者竟仍然還有這5個想法 ——他們真的不曾汲取過去50年的教訓。最可惜的是在90年代後的中國，沒有借後發的優勢去吸納好的經驗，卻往往像在把我小時候幼稚的想法，通過強力的公權去一一實現。
二
本來，5個想法的頭4個，實現得最徹底的是美國，但當我親歷其境，感覺到的不是興奮而是鬱悶，看到的是亞市區（suburb）、外市區（exurb）、邊陲城（edge city）和瀝青地面的無節制蔓延，及核心城市的衰敗。當中產階級和藍領都逃離城市，住進低密度亞市區的小洋房，攤大餅就免不了，距離拉遠，公共交通失去了經濟效益，私家車為王，高速公路主導了都會區佈局，事無大小都要開車，造成解決不了的塞車和耗能問題，生活圈離城日遠而單調的環繞公路出口旁鞋盒型的大商場、大型學校，在一片前不沾村後不沾店的荒地中央矗立巨型辦公樓，四周不用說是瀝青停車場 ——這是城市之死，用評論家庫斯勒（James Howard Kunstler）的說法，這叫「什麼都不是的地方的地理面貌」（geography of nowhere）。
現在美國人均居住空間是600方呎，遠高於西歐人的380方呎，而且都會區6成以上人口是住在城外低密度亞市區，其中大部分是佔四分一畝地、半畝地或1畝地獨戶獨幢的平房，這就算在平地多、油價低的美國尚造成資源生態重負和社會隔離問題，中國、印度必須引以為戒。
如果只是少數幾個人開大汽車、住郊區大洋房，問題反而不大，就像廣東人吃野味、日本人吃鯨魚，只是一小撮人所為，大家不用緊張，但當人人為之，則成災。如果私家車只作休閒用，更多人擁有車子也不成問題，但是像北京這樣的城市，新都會區建得不夠緊密，把面積攤得很大，通勤線愈拉愈長，公共交通又不足，市民唯有自己開車，結果是愈修路人們愈有期待愈買車愈塞車。過去幾年北京每隔兩年就新增近60萬輛車，相當於香港現有的私家車總量。香港人日常出行，公共交通使用率在75%以上，而北京的公交卻只承擔了不到30%的出行量。
三
上世紀至30年代初，歐美的大城市已不像19世紀般穢亂，甚至可以說當時的規劃者和建築師的觀念是比較對的，那時期建好的歐美城市和樓房往往也是比較優秀的，只是有的後來受戰火、不景氣時期的失修或市政府重建計劃所破壞。換言之，我在上文所說的5個想法，是在30年代特別是二戰後才發揮肆虐威力的。
我自己喜歡的少數倖存的北美城市，如三藩市、波士頓、曼哈頓、波特蘭、溫哥華、蒙特里奧，它們的核心城區恰恰沒有被5個想法徹底滲透，雖然都曾受到局部破壞，它們的近郊亞市區往往逃不掉上述的5個魔障。
歐洲名城一般保育得比較好，而且很多都設有城市界限或環城綠帶，可是它們的郊區依然會陷入上述5大迷思，譬如巴黎城中心很好，環路以外在二戰後的發展就參差不一了。
好的歐美當代城市首先改變了我的城市美學，然後才促使我反省﹕若果我喜歡的城市都不是依5個想法建出來的，那麼我年輕時的城市觀可能就有問題了。我觀察到一點﹕一個城區，只要主街道是繁榮的——馬路不寬不窄，容易穿行，街上有行人有商店，不同年齡的建築物緊密並存，商住混合，公共空間有社區感，公共建築近貼鬧區成為小巧地標，同時不管路彎路直，建築物能形成連綿街牆（street wall）——總是讓人喜歡的。
四
本來在上世紀初，好的建築師都很講究聯境（context），即自己建築物跟四周街道和其他建築物的聯繫，特別關注的是路面那層步行人的體驗，而不是自戀的只顧自己的那一幢從遠處觀看時的外形。可是到了二戰後，受現代主義影響，建築師的心態變了，往往忽略了路人街道的公共層面——現代主義原教旨大祭師柯比意（Le Corbusier）的名句之一是「殺死街道」，即消滅有行人的街道，代之以高速車路，把各個隔離的超大高廈連接起來，再不用考慮什麼行人和路面聯境。
只是，建築物是不能獨立只看自己的，在地面那層，它不只是一堵牆中間開個門口，它要照顧到與街頭的關係。從這個角度看，康樂大廈是挺糟糕的例子，它不幸的給一條高速路切斷了它和對面市區的關係，而在地面那層，它以半密封的外牆拒人於外，完全是空地中豎一幢巨廈的落伍行為。同樣的地面毛病出現在中環東端的長江大廈和新中銀大廈，延續了中環邊的沉悶地帶、失落空間。
貝聿銘建築所設計、1976年落成、60層高的波士頓漢考克大廈（John Hancock Tower）可以說明我的意思。該摩天樓從動工開始就風風雨雨﹕地基不穩、工程差點弄塌旁邊的歷史古蹟聖三一教堂、73年玻璃幕牆就開始掉下來、到竣工還有評估說它會倒。不過漢考克大廈後來因為備受注意，不斷加固，玻璃幕牆脫落的問題也被克服了，因此才有後來貝聿銘在羅浮宮的玻璃金字塔建築和香港新中銀大廈﹕現在漢考克大廈是安全的，只是在高層辦公的人有時候會感到搖晃。作為波士頓一個老區的唯一摩天樓，我們甚至可以用反差的美學來欣賞它，既是地標，也是絕佳的眺景點，可惜911之後大廈頂層觀景台因安全理由不再開放。這都是題外話，我要詬病的是它地面那層跟四周街道缺乏互動，製造了大段沉悶的失落空間，倍加不幸的是它毗鄰由著名的佐佐木建築所設計的嵌入式考布里廣場（Copley Square），因為路人視線受阻，該區有一度竟成了吸毒者和劫匪出沒、低級酒吧進駐之地。這裏想說明的是﹕著名建築師可以是糟糕的城市建設者，因為他們只顧自己的建築物和廣場設計感。
我們再看看銅鑼灣的時代廣場，它向街道開放的一面，有地鐵出口和小廣場，與對街的商店互相呼應，人氣旺盛，但它的另一面，是密封式的，街道就冷清下來，對街商店也受影響。這些鬧市裏的大型建築，地面處理得宜可以帶旺整個區，反之則拖累街坊。
香港因為人口密度高，街道較不容易死，故此就算市區內有大型商場，商業街還可以存活，兩者兼備是我們的幸運，我個人至今喜歡在街上行走，也喜歡逛商場。不過，一個城市的多元特色是在它的街道，而不是懷特（William Whyte）所批評的「市區堡壘」式的密封建築。香港已經不算是東亞唯一的購物樂園，海運大廈式大商場作為遊客招徠的時代已過，我們以後的吸引力可能更依賴有本地風格的街道、小店和社區，而不是充斥跨國連鎖店的大型商場。
這裏我沒法細數這5個根深蒂固想法的後遺症，只是認為從宜居、城市競爭力與可持續的角度，這5方面都應被檢討，是當前重要的思想改造。以前香港人認為貪污是必然的，是生活方式，甚至是有利經濟運作的，現在我們知道不是那回事。觀念改變是不容易，但不是不可能。
五
如果把我年輕時的5個想法倒過來又如何﹖
1、城市的建設，最理想是讓市民能步行完成生活和工作的任務，退而求其次可以用腳踏車或各種公交特別是軌道交通補足，私家車是為假日郊遊用 ——難道那不是原來駕駛樂趣所在﹖
2. 住在節能的高密度緊密城市，但每人平均居住空間可與日本的310方呎至西歐或北京的380方呎看齊——富裕的香港竟達不到這個標準，說明我們的房價佔了每個人過多的生活本錢。
3. 讓街道上的商店生意興隆，途人如鯽。看街頭的景，我們就知道那是不是一個有自己特色、鼓勵創業創意的多樣化消費服務城市。
4. 作為主張城市應該高密度和緊密的集中主義者，我當然不排斥高樓，但不會像柯比意那樣認為愈高愈大就愈好。從紐約、北京等城市的經驗，局部地區限高是有效保育城區的方法之一，而城區的整體風格，是比一幢建築物的形式感更重要。一幢新樓要挑高，它騰出的地面空地可以成為有意思的公共空間，但在現實的更多情下卻破壞了街道的連綿性。所有建築物包括商場、辦公樓和政府建築都應為社區增添色彩，意味建築物與街道要共同形成互通的緊密街牆或共享的公共空間，而不是自私的密封或任意凹後，造成沉悶的界外效應——密封或凹後建築物向街道一面的所謂景觀裝飾、綠化、成片的草地甚至美麗的花木是沒意義的，依然是中看不中用的失落空間，對繁榮街道的貢獻只稍勝於把面向街道的空地改成停車場。
5. 從宜居來看自己的城市，把城市當家園。我年輕時的5個想法，皆漏掉了最重要的一個觀念﹕社區。若我們重視自己的社區街坊，我們自然會想到可持續性，珍惜成熟街區，維修各代的建築物，限制車輛在住宅區和學校區的速度，減低全特區廢氣排量，注重公共空間的場域感（sense of place），確保建築符合人的尺度（human scale），說不定與此同時還會帶來愉快的效果，因為營造了地方特色，增添了多樣性，更吸引遊客及創意階層的移民。
我不想把事情說得太簡單，好像一切懸於一念。舉一個正膠的香港例子﹕意氣風發的公營機構「土地發展公司」在富裕的上世紀90年代作出了一堆虛妄承諾給舊區居民，簡單說就是高價收購舊區樓房，然後拆掉給地產商去建新樓，拆字掛帥，愚蠢無比，幾成了破壞香港城市的頭號犯，只因金融風暴才難以為繼。現在，這些對舊區居民不切實際的承諾要由2001年成立的市區重建局去埋單，共25個重建項目和200個重建計劃，這在經濟上是做不到的，而且就算有錢，今天的社會情緒也再不容許像以前那樣無厘頭的拆舊區，但是如何安撫期待過高的舊區居民，補償他們被耽誤的歲月，同時避免大面積拆舊樓，並精耕式的改善舊區，確是件不容易的事，需要市民和公部門對城市觀念的新思維及對公共資源分配的新共識。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今時今日，誰敢亂用推土機解決問題，誰就該被市民轟下台。
此文將收錄於Roundtable月中出版的《六個中國城市的十五條街道》。該書記錄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馬傑偉教授帶領一班年輕學人走訪各個城市，作為思考香港認同的基礎，站在歷史的街角，看全球化的風景。
書名﹕《flaneur series 1﹕六個中國城市的十五條街道》
主編﹕馬傑偉、陳智遠
出版﹕Roundtable
